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(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)高级研究员詹姆斯·G. 麦甘(James G. McGann)表示,目前,一个全球性的“智库共同体”正在形成,各机构正深入参与当地的政策议程。智库在针对具体问题向政府和公众提供信息、协助政策制定等方面表现出色,但对智库的价值及“智库共同体”的思考还不足。麦甘认为,智库仍需要做出巨大的适应、创新、转变,尤其是克服数字鸿沟,这将是未来决定智库影响力的重要因素。
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(Hudson Institute)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肯尼斯·R.韦恩斯坦(Kenneth R. Weinstein)表示,美国许多智库的工作中存在着“回声室效应”,即人们倾向于寻找能够验证自己已有想法的信息,从而导致相似的观念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被反复传播和加强;与此同时,精英阶层公信力衰退,民粹主义上升,这种对比在欧洲国家同样明显。政策界现处于一个与以往都不同的、极不稳定的时刻,这更凸显了智库的重要性,也为智库带来巨大的机遇。就美国而言,自由贸易、税收制度、盟友关系等问题都是智库参与研究的重大政策议题。另外,国际化元素在智库“产业”中的分量越来越重,“我在工作早餐或午餐时会见的外国官员远多于本国智库同僚,有时比我在华盛顿特区会见的任何其他人都多。”韦恩斯坦说。
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·R.艾伦(John R. Allen)也认为增强国际化意识和能力有助于智库在21世纪更好地发挥作用,与其他国家智库建立密切关系对本国外交政策制定尤其有益。新兴经济体智库的兴起对欧美国家来讲不是威胁,而是智库“产业”的新力量,值得西方关注和了解。艾伦告诉本报记者,提升国际化水平是布鲁金斯学会接下来的一个发展重点,布鲁金斯学会已与清华大学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中国机构展开了较密切的交流合作,双方都期待未来取得更多成果。戈马特对本报记者说,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也在积极推进与中国智库的合作,例如2014年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签署了双方机构合作备忘录。
美国智库中东研究所(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)主席保罗·塞伦(Paul Salem)提出,在研究成果宣传方面,智库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,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公众,即使是那些了解背景情况、经常获取相关信息的人,都陷在自己的“叙事”理念中,事实乃至许多关于事实的理论像掉进黑洞一样沉入这些“叙事”里。很多时候,主要事实是人尽皆知的,只是细节上有差异,争论的根源并非事实而是“叙事”,人们几乎可以将任何事实整合进自己已经形成的“叙事”里。因此,智库若想更广泛地传播研究成果、提高影响力,需要做的远不止是拍视频、发“推特”、熟练运用新媒体,而是改变人们的“叙事”,更好地“讲故事”,这是极为艰难的工作。塞伦表示,他在华盛顿特区生活了五年,即使在这个信息发达、汇聚了多家智库的城市,依然有许多人“巧妙”地将事实融入自己已有的观念体系之中,很难撼动他们的任何立场。